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专题深思）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专题深思）
（来源：人民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我们要深刻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在坚持中不断巩固、在巩固中更好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学懂、弄通、做实。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联系起来，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不断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在完善学习教育、研究阐释、宣传普及等方面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在健全各层级学习制度上下功夫，在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上下功夫。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践表明，只有不断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才能更好统一思想、明确方向，不断坚定信心、凝聚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要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准确把握新时代新要求，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引向深入。在加强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深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学理支撑；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加大对重大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研究总结的力度，不断增强理论解释力、话语说服力、实践推动力。
      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能不能引导青少年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关系能否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各类学校要紧紧围绕青少年学生的群体特征和成长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清楚、讲透彻。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统筹编写好大中小学不同阶段的思政课教材，形成一批优质思政课教学资源。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课程有机结合，加大专业课程教材和课堂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比重，深入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建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戳破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糖衣”
（来源：光明日报）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巧加包装，在全球广为推销，迷惑了不少人。有人奉西方理论、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有人主张辩证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承认其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必要性，甚至担心彻底否定和抵制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不利于中西文化交流。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容易引起思想混乱，颇有澄清的必要。
      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要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防线
      “普世价值”在西方原本是个学术概念、理论思潮，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曾以“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公开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的和有方向性的历史理念，这种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常识为世人普遍接受。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虽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取得“全球性胜利”，但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西方意识形态与非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如何克服这种冲突？他主张，“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主张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瓦解中国的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认为，中国自古信奉一套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声称“中国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外国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基辛格毫不隐晦地指出，“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终有一天，它会走上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美国必须尽其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把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其牟取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并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有四项，其中“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是重要一项。这份报告还强调，美国坚信“普世价值”，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普世价值”。是否坚定支持“普世价值”，是美国识别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一项重要标准。这份报告详尽阐述了推进“普世价值”要采取的六个方面战略措施，如为“普世价值”推广者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等。
不难看出，西方语境中的所谓“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被政治势力利用后赋予特定政治含义和鲜明意识形态色彩，妄图占据人类道义和国际舆论制高点，实质是瓦解非西方国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防线。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乘苏东剧变、两极格局瓦解之机，为实现独霸天下图谋，调整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重大举措。冷战结束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西亚、北非等地策动的“颜色革命”，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世界推销所谓“普世价值”的“杰作”。那些以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经过几百年，接受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的想法，是一种糊涂观念，未看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暗藏的玄机。
      “双重标准”和社会乱象是对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的莫大嘲讽
      事实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都未必能真正“普世”。其虚伪性体现在，美国一方面高举“普世”大旗，吹捧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以及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又大搞“双重标准”，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另一套。凡是美国不“中意”的国家，轻则被美国贴上破坏自由、民主、人权的“独裁”“专制”等标签，重则受到美国打压制裁，甚至遭到美国的武力干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纽约时报》网站宣称中国封城、隔离等防疫举措是限制民众自由的“侵犯人权”，而不久后却积极评价意大利封锁米兰和威尼斯等城市，称这是为了遏制疫情在欧洲扩散而不惜冒着严重的经济风险。再比如，2019年，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暴力袭击警察，严重突破法治底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视而不见，还歪曲和抹黑依法处理暴力违法事件的香港警方，给暴力犯罪分子贴上“民主勇士”标签；而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骚乱，无辜群众遭遇警察暴力执法时，西方媒体或集体失声，或轻描淡写，甚至加以粉饰美化。此时，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不见踪影。
再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等。例如，2011年美国爆发了蔓延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抨击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喊出“99%的人反抗1%的人”等口号。2016年“民主之春”抗议活动期间，民众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美国民主制度，揭露美国民主的实质是“金钱政治”。2020年蔓延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抗议活动，包括其间因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而引发的“我不能呼吸”抗议活动，是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积怨的又一次爆发，反映了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等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当权者对生命权这一最重要人权的严重漠视。在疫情严重蔓延期间，当权者不顾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多次呼吁全美迅速复学复工复产；有的州甚至公开要求70岁以上老人不要只顾自己生命而牺牲整个国家，认为恢复经济比老年人的生命重要。截至2021年2月22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突破50万，超过美国一战、二战和越战死亡人数的总和，确诊病例总数则超过2800万。美国成为感染人数最多、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在疫情中显现出来。有数据显示，美国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概率是白人的1.5倍，拉丁裔则是白人的1.2倍。
      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口中的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普世价值”。美国自己可以不遵守，得过且过，甚至包庇纵容，却对别国指手画脚，甚至无中生有，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明面上正义凛然，实则道貌岸然，是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话语逻辑、强权霸权的真实写照。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幌子，把个别国家或某种社会的价值观冒充为全人类的价值观，要求所有国家遵守，无视不同价值观的差异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包容并蓄、和谐共生是时代发展潮流、各国人民共同愿望，这种意图和行径终将为人民所唾弃、历史所淘汰。
      需要说明的是，反对和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并不是说人类社会不存在共同价值。各国人民在长期经济文化交流互鉴中，会逐渐形成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基本价值、共同价值。这是人类在漫长社会化进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困扰人类生存和永续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人类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世界人民因共同问题而产生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但全人类存在共同价值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拥有坚持自己特色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权利，更不是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取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价值观。与此相反，这种共同价值是建立在尊重包容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价值观及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在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的基础上，是人类共同价值与民族国家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相得益彰。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借口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搞文化殖民、意识形态霸权根本不同。
（作者：汪亭友，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